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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版《航海通告》中,现行版海图一览表刊印在
英版《航海通告》中,现行版海图一览表刊印在NP131，即英版《海图及其他水道图书总目录》(Catalogue of Admiralty Charts and Other Hydrographic Publications),简称英版《航海图书总目录》。
英版《海图及其他水道图书总目录》
1、 概况 :英版《海图及其他水道图书总目录》（Catalogue of Admiralty Charts
and Other Hydrographic Publications），简称英版《航海图书总目录》； 该书包括由英国海军水道测量部出版的全部海图及其他航海图书；
该目录书号为NP131，每年1月修订再版，新版发行，旧版作废。
2、 改正 :本年度该目录的改正，根据其付印之日之后的英版周版《航海通告》
中发布的图书新版、作废消息进行； 有时，《航海图书总目录》中亦附有补遗和勘误表，是为了改正付印中的遗漏或错误。
3、 主要内容
⑴ 总论及其它。包括：
① XA——英版海图分区索引图界限图（Limits of Admiralty Charts and Other
Hydrographic）：以字母和数字标出世界各海图索引分区的页码，便于索查； ② 目录（Contents）：列出每项内容所在页数；
③ 总论（General Information）：叙述本目录的编排、新图与出版物、英版海
图覆盖范 围、其他国家水道测量局出版的海图的应用、出售与代理服务、海图与出版物的描述、海图改正和版权等；
④ 已建立水道测量局并发行其本国水域海图的有关国家（Countries with
Established Hydrographic Offices Publishing Charts of Their Waters）：列出国名和水道测量局的地址；
⑤ 航海通告的获取（Admiralty of Notices to Mariners）：列出各地获取航
海通告的机构，以字母代码表示各机构的性质；
⑥ 英版海图及图书代销店一览表（List of Admiralty Charts Agents for the
Sale of Charts and Hydrographic Publications）：
⑦ 英版海图及图书代销店的分布图（Distribution of Appointed Agents for the
Sale of Admiralty Charts and Publications）：
⑵ 航用海图（Navigational Charts）
该部分内容主要用于抽选航用海图，是该目录的主体部分，主要包括： ① 索引图AA：是比例尺很小的制定计划用海图索引图；
英版《海图及其他水道图书总目录》
1、 概况 :英版《海图及其他水道图书总目录》（Catalogue of Admiralty Charts
and Other Hydrographic Publications），简称英版《航海图书总目录》； 该书包括由英国海军水道测量部出版的全部海图及其他航海图书；
该目录书号为NP131，每年1月修订再版，新版发行，旧版作废。
2、 改正 :本年度该目录的改正，根据其付印之日之后的英版周版《航海通告》
中发布的图书新版、作废消息进行； 有时，《航海图书总目录》中亦附有补遗和勘误表，是为了改正付印中的遗漏或错误。
3、 主要内容
⑴ 总论及其它。包括：
① XA——英版海图分区索引图界限图（Limits of Admiralty Charts and Other
Hydrographic）：以字母和数字标出世界各海图索引分区的页码，便于索查； ② 目录（Contents）：列出每项内容所在页数；
③ 总论（General Information）：叙述本目录的编排、新图与出版物、英版海
图覆盖范 围、其他国家水道测量局出版的海图的应用、出售与代理服务、海图与出版物的描述、海图改正和版权等；
④ 已建立水道测量局并发行其本国水域海图的有关国家（Countries with
Established Hydrographic Offices Publishing Charts of Their Waters）：列出国名和水道测量局的地址；
⑤ 航海通告的获取（Admiralty of Notices to Mariners）：列出各地获取航
海通告的机构，以字母代码表示各机构的性质；
⑥ 英版海图及图书代销店一览表（List of Admiralty Charts Agents for the
Sale of Charts and Hydrographic Publications）：
⑦ 英版海图及图书代销店的分布图（Distribution of Appointed Agents for the
Sale of Admiralty Charts and Publications）：
⑵ 航用海图（Navigational Charts）
该部分内容主要用于抽选航用海图，是该目录的主体部分，主要包括： ① 索引图AA：是比例尺很小的制定计划用海图索引图；
中国地图和九州图是否完全一样?
“九州”是中国古代典籍中所记载的夏、商、周时代的地域区划，后成为中国的代称。古代中国人将全国划分为九个区域，即所谓的“九州”。根据《尚书·禹贡》的记载，九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和雍州。《禹贡》是战国后期学者所作。
“古九州”是中国古代的地理称谓，主要有三种含义：一种是对古代中国的区域划分，将古代中国分为九个不同的州；一种是用“九州”泛指天下，全中国；还有一种是指大九州，将全世界分为九州，中国是其中之一州。
划分一
徐州，起自黄海、泰山、淮河，涉及山东、江苏、安徽，地为红色粘土。
冀州，起自黄河壶口，涉及今山西、河北、河南等省部分地区，地为白壤。
兖州，起自黄河下游、济水，涉及河北、河南、山东，地为黑壤。
青州，起自渤海、泰山，涉及河北、山东半岛，地为肥沃白壤。
扬州，起自淮河、黄海，涉及江苏、安徽、江西及其以南的地方，地为潮泥土。
荆州，起自荆山、衡山，涉及、湖北、湖南，地为潮湿泥土。
豫州，起自中原、黄河下游，涉及河南、山东，为肥沃而硬的黑土。
梁州，起自华山、黑水，涉及陕西、四川、甘肃、青海，地为黑土。
雍州，起自黑水、西河，涉及陕西、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地为黄壤。
划分二
徐州（今山东省东南部和江苏省的北部）
荆州（今两湖，两广部分，河南，贵州一带）
兖州（今河北省东南部、山东省西北部和河南省的东北部）
雍州（今陕西中部北部，甘肃东南部除外，青海东南部，宁夏一带）
青州（东至海而西至泰山，在今山东的东部一带）
冀州（今山西省和河北省的西部和北部，还有太行山南的河南省一部分土地）
豫州（今河南省的大部，兼有山东省的西部和安徽省的北部）
扬州（北起淮水，东南到海滨，在今江苏和安徽两省淮水以南，兼有浙江、江西两省的土地）
梁州（自华山之阳起，直到黑水，应包括今陕西南部和四川省，或者还包括四川省以南的一些地方）
划分三
豫州 字音同禹，地处中原，为河南的简称。华夏文明起源于河南，大禹依靠洛阳洛水中，神龟背驮的"洛书"才治水成功，遂划天下为九州。所以豫州排在首位，当之无愧。
青州 青为东方的代称，青州居东方。东岳泰山居于五岳之首，所以把九州比作“九宫格”，豫州居中，其他八州便如同八卦代表八个方位，而青州居东，便是除豫州外的首位，根据九州所处的地理位置，按照
顺时针方向从豫州至青州开始，依次为徐州、扬州、荆州、梁州、雍州、冀州、兖州。
豫州，中原。河南
青州，山东半岛。黄河以南，泰山及其向东。
徐州，河淮平原。泰山以南，淮河以北。
扬州，淮河以南，长江下游。
荆州，湖北以及长江中游
梁州，秦岭以南与四川盆地。
雍州，关中与陇西。甘肃和陕西一带。
冀州，河北平原与山西高原。
兖州，黄河与济水之间。
从上古大禹划分九州起，延续至今，除了徐州、扬州、荆州、兖州以城市的身份孤立，其它州都消逝在时间洪流中。
九州地图
古时候的人是怎样绘制地图的
大禹治水的故事家喻户晓，据《史记》记载，他“左准绳，右规矩”，手执测绘工具，“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据传说，黄河之神河伯曾送给大禹一块刻着黄河流域地图的石板。这些都是当时地图测绘的反映。平治洪水后，大禹巡行天下，划华夏大地为九州，并调查各地的物产与土地，以此确定贡赋，由此形成了先秦地理名著《禹贡》。从此之后，“九州”成为中华大地的代称，“禹贡”则成为地理著作的专称。
要画出地图，首先要进行测量，古人的测量方法由简到繁，发展出诸多办法。
据《春秋纬》说，五帝之一的炎帝，为了度量大地而远涉几十万里。大禹也曾派遣太章从东到西、竖亥自北至南步量国土，可见当时步量(踏勘)是大地测量的基本方法之一，以至于几千年之后，还有人把地图命名为《禹迹图》，意即大禹的足迹。
依据西汉刘歆《西京杂记》记载，当时有一种记道车，可以计算行路里程，东汉张衡将其改进后称为记里鼓车。这种车利用差速齿轮原理，行车十里则敲鼓一次，敲鼓满十则敲钟一次，大大提高了里程测量速度。
立杆测影是利用测量日影的长度推测距离、位置的方法。具体方法是：在同一天的中午，在南北方向两地分别竖起同高的表杆(通常高8尺，相当于1.88米)，然后测量表杆的影子，并根据“寸影千里法则”(日影差一寸，实地相距千里)推算南北两地距离，并把夏至日的影长为1.5尺的地方视为方形大地的中心。据《周礼》记载，这个地点在阳城(今河南登封)，这也反映了古人“天圆地方”的观念。
“寸影千里”是相当粗略的经验值，后来被南朝天文学家何承天、隋代天文学家刘焯和唐代天文学者僧一行、南宫说等的理论和实测所否定。
早在西汉的《淮南子》中，就记载了测量太阳高度的基本方法，到三国时，吴国人赵爽在为《周髀算经》作注时，绘制了日高图。日高图是利用双杆测量日影推算太阳高度的示意图，利用相似三角形边长成比例的原理测得太阳高度和两地的较远距离，为间接测量提供了方法。数学家刘徽说：“凡望极高，测绝深，而兼知其远者，必用重差。”他流传至今的《重差》有9个算例，包括测算海岛、山松、楼房的高度，测算城池的大小，测算涧谷的深度，测算河口、湖塘的宽度等。
汉代以后，先后发明了浑天仪、覆矩、牵星板等测量工具，天文测地活动更加活跃，方法更为精密，先秦常用的步量、丈量、立杆测影方法也仍然具有生命力。到了明代万历十年(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带来了西方的天文测地方法。为了编修历法，在礼部侍郎徐光启的主持下，崇祯二年(1629年)，成立了由西方来华人员参加、采用西方测算方法的西局，并与采用中国传统天文测量方法的中局一起，共同进行天文观测。经过5年的准备，制造了象限大仪、纪限大仪、平悬浑仪、列宿经纬天球、万国经纬地球、候时钟、望远镜等10种新式仪器，并开始实施以测时刻、定方位、测子午、测北极高度为内容的实际观测，西法取代中法的趋势已经显露出来。清代前期与后期两次全国性地图测绘，都采用了近代西方天文测绘方法。
《固原州舆图》
方向、图例、比例尺：古人怎样画地图
明末彩绘本《固原州舆图》非常奇怪，整个地图呈放射状，绘图者立在中央，地图呈现的是其面向四方看到的情景；而且与现在常用的上北下南方向不同，此图是上东下西左北右南。据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苏品红介绍，依古代的科技水平，很容易确定方向，但古人绘制地图经常根据现实需要来确定方向，有时会标注，有时不标。
明代罗洪先编的《广舆图》被一张方格网均匀分割开来，像是现代的经纬线。据介绍，这是古代按比例尺绘制地图的辅助线，称为“计里画方”，方格中边长代表实地里数。据记载，此法始于我国晋代裴秀提出的“制图六体”原则。“六体”一为“分率”，即今之比例尺；二为“准望”，用以确定地貌、地物彼此间的相互方位关系；三为“道里”，用以确定两地之间道路的距离；四为“高下”；五为“方邪”，即地面坡度的起伏；六为“迂直”，即实地高低起伏与图上距离的换算。这在我国地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裴秀曾以一寸折百里的比例编制了《地形方丈图》，唐代的贾耽以每寸折百里的比例编制了《海内华夷图》，北宋的沈括以二寸折百里编制了《天下州县图》(又称《守令图》)。到了元代，朱思本用此方法绘制的全国地图《舆地图》，精确性又超过前人，并为明代《广舆图》的绘制提供了参考。
《广舆图》与现代地图的面貌相去无几，精确但显得单一，而清代的《避暑山庄全图》、《江西全省图》、《五台山胜境图》、《西湖行宫图》等，画面上山峦重叠，建筑精巧细致，笔墨精妙，让人很难分辨这到底是山水画还是地图。据介绍，这是我国传统地图绘制的形象画法。
《郑和航海图》就是根据郑和远航“西洋”所绘的路线图。全图以南京为起点，最远至非洲东岸的慢八撒(今肯尼亚蒙巴萨)，图中标明了航线所经亚非各国的方位，航道远近﹑深度等。
《坤舆万国全图》是明内廷根据利玛窦的手绘本摹绘的。利玛窦带来的世界地图在1584年完成了中文标注出版，取名《山海舆地全图》。这幅精美的地图曾引起当时士大夫们的极大兴趣，但当听说中国仅仅是东方的一部分，而且所占面积竟是如此之小，没有置于全图的中心时，大臣们非常愤怒。利玛窦于是在后来绘制此图时，便把本初子午线进行了投影转移，将中国绘在正中央。
利玛窦和后来的传教士教会了中国人使用经纬度定位法。《山海舆地全图》显示地球为圆形，这无疑使中国人的宇宙观念和中国的地图学说产生了革命性的飞跃。到了清朝康熙年间，人们用实地测量和西方的经纬线投影法，历时10年完成的《皇舆全览图》，就是一幅我国在科学的地理观和科学的方法指导下绘制的实测全国地图，其意义十分深远。
要画出地图，首先要进行测量，古人的测量方法由简到繁，发展出诸多办法。
据《春秋纬》说，五帝之一的炎帝，为了度量大地而远涉几十万里。大禹也曾派遣太章从东到西、竖亥自北至南步量国土，可见当时步量(踏勘)是大地测量的基本方法之一，以至于几千年之后，还有人把地图命名为《禹迹图》，意即大禹的足迹。
依据西汉刘歆《西京杂记》记载，当时有一种记道车，可以计算行路里程，东汉张衡将其改进后称为记里鼓车。这种车利用差速齿轮原理，行车十里则敲鼓一次，敲鼓满十则敲钟一次，大大提高了里程测量速度。
立杆测影是利用测量日影的长度推测距离、位置的方法。具体方法是：在同一天的中午，在南北方向两地分别竖起同高的表杆(通常高8尺，相当于1.88米)，然后测量表杆的影子，并根据“寸影千里法则”(日影差一寸，实地相距千里)推算南北两地距离，并把夏至日的影长为1.5尺的地方视为方形大地的中心。据《周礼》记载，这个地点在阳城(今河南登封)，这也反映了古人“天圆地方”的观念。
“寸影千里”是相当粗略的经验值，后来被南朝天文学家何承天、隋代天文学家刘焯和唐代天文学者僧一行、南宫说等的理论和实测所否定。
早在西汉的《淮南子》中，就记载了测量太阳高度的基本方法，到三国时，吴国人赵爽在为《周髀算经》作注时，绘制了日高图。日高图是利用双杆测量日影推算太阳高度的示意图，利用相似三角形边长成比例的原理测得太阳高度和两地的较远距离，为间接测量提供了方法。数学家刘徽说：“凡望极高，测绝深，而兼知其远者，必用重差。”他流传至今的《重差》有9个算例，包括测算海岛、山松、楼房的高度，测算城池的大小，测算涧谷的深度，测算河口、湖塘的宽度等。
汉代以后，先后发明了浑天仪、覆矩、牵星板等测量工具，天文测地活动更加活跃，方法更为精密，先秦常用的步量、丈量、立杆测影方法也仍然具有生命力。到了明代万历十年(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带来了西方的天文测地方法。为了编修历法，在礼部侍郎徐光启的主持下，崇祯二年(1629年)，成立了由西方来华人员参加、采用西方测算方法的西局，并与采用中国传统天文测量方法的中局一起，共同进行天文观测。经过5年的准备，制造了象限大仪、纪限大仪、平悬浑仪、列宿经纬天球、万国经纬地球、候时钟、望远镜等10种新式仪器，并开始实施以测时刻、定方位、测子午、测北极高度为内容的实际观测，西法取代中法的趋势已经显露出来。清代前期与后期两次全国性地图测绘，都采用了近代西方天文测绘方法。
《固原州舆图》
方向、图例、比例尺：古人怎样画地图
明末彩绘本《固原州舆图》非常奇怪，整个地图呈放射状，绘图者立在中央，地图呈现的是其面向四方看到的情景；而且与现在常用的上北下南方向不同，此图是上东下西左北右南。据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苏品红介绍，依古代的科技水平，很容易确定方向，但古人绘制地图经常根据现实需要来确定方向，有时会标注，有时不标。
明代罗洪先编的《广舆图》被一张方格网均匀分割开来，像是现代的经纬线。据介绍，这是古代按比例尺绘制地图的辅助线，称为“计里画方”，方格中边长代表实地里数。据记载，此法始于我国晋代裴秀提出的“制图六体”原则。“六体”一为“分率”，即今之比例尺；二为“准望”，用以确定地貌、地物彼此间的相互方位关系；三为“道里”，用以确定两地之间道路的距离；四为“高下”；五为“方邪”，即地面坡度的起伏；六为“迂直”，即实地高低起伏与图上距离的换算。这在我国地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裴秀曾以一寸折百里的比例编制了《地形方丈图》，唐代的贾耽以每寸折百里的比例编制了《海内华夷图》，北宋的沈括以二寸折百里编制了《天下州县图》(又称《守令图》)。到了元代，朱思本用此方法绘制的全国地图《舆地图》，精确性又超过前人，并为明代《广舆图》的绘制提供了参考。
《广舆图》与现代地图的面貌相去无几，精确但显得单一，而清代的《避暑山庄全图》、《江西全省图》、《五台山胜境图》、《西湖行宫图》等，画面上山峦重叠，建筑精巧细致，笔墨精妙，让人很难分辨这到底是山水画还是地图。据介绍，这是我国传统地图绘制的形象画法。
《郑和航海图》就是根据郑和远航“西洋”所绘的路线图。全图以南京为起点，最远至非洲东岸的慢八撒(今肯尼亚蒙巴萨)，图中标明了航线所经亚非各国的方位，航道远近﹑深度等。
《坤舆万国全图》是明内廷根据利玛窦的手绘本摹绘的。利玛窦带来的世界地图在1584年完成了中文标注出版，取名《山海舆地全图》。这幅精美的地图曾引起当时士大夫们的极大兴趣，但当听说中国仅仅是东方的一部分，而且所占面积竟是如此之小，没有置于全图的中心时，大臣们非常愤怒。利玛窦于是在后来绘制此图时，便把本初子午线进行了投影转移，将中国绘在正中央。
利玛窦和后来的传教士教会了中国人使用经纬度定位法。《山海舆地全图》显示地球为圆形，这无疑使中国人的宇宙观念和中国的地图学说产生了革命性的飞跃。到了清朝康熙年间，人们用实地测量和西方的经纬线投影法，历时10年完成的《皇舆全览图》，就是一幅我国在科学的地理观和科学的方法指导下绘制的实测全国地图，其意义十分深远。
地图分界问题
一、进贡皇帝的“世界”
万历29年冬(1601年1月)，对中国皇帝朱翊钧而言，这是最后的平静。
例行的进贡还是在继续，万千奢华中，一张《坤舆万国全图》让人称奇。皇帝把地图当成了奇玩，当即下旨以丝帛重绣，装裱在6扇屏风上收藏。献出这件礼物的人是意大利天主教神父利玛窦。
历史总是别有意味，万历皇帝目睹世界地图的第2个月，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第一次驶向了印度。历经数百年“大航海探险”，欧陆文明已熟识世界，大规模的商业扩张正在提速。
在这幅长12英尺，宽6英尺，设有经纬线的地图中，中国被投影在太平洋的西北面，靠近世界的中心——这个布置就花了利玛窦10数年之功。
利玛窦历尽漂泊在1583年到达广东肇庆时，所携的地图均是欧洲标准的奥特留斯(Abraham Ortelius)投影版本，中国和东亚在其中位居“远东”。这份地图上，除了澳洲尚未标出，其他雏形均与现代地图类似。
为了在中国站稳脚跟，伪称“天竺客”的利玛窦频频向中国南方的官员贡送地图、西洋钟等物件。一位名叫李之藻的“学者型”官员因此和利玛窦结交甚笃，并逐渐成为利氏向上攀附的贵人。
李最早看到世界地图时，惊呆之余给利玛窦提了个建议：把中国移到图中心。
这无疑更符合时情。中国大多数官僚的“世界印象”源于西晋的裴秀和唐朝的贾耽，两人相继编画的“华夷图”是其后自制“世界地图”的蓝本。
在宋代存留下的华夷图墨线拓本中，占地图90%的空间是长城以南中国的国土，世界其他夷族国家则以文字形式嵌在四个边的空白处。主要国家的名字和注解源于奇谈怪异的《山海经》。能与历史事实对榫的，多是一些中国的番邦贡国。
此后，尽管明朝宦官郑和曾七下西洋，但传回的“地图”只是一幅记录航线周边的地貌的长卷，并不足以拼成有方位感的海陆概貌，也没能刺激王朝对海洋的好奇。
郑和以后，国家的大门逐渐关闭，把中国看做世界中心的意念更加坚定。“中国的世界地图背后是一个庞大的纳贡体系。”美国莱斯大学历史系教授Richard Smith在其中总结道。这一结论在李约瑟、费正清等人的研究中亦有所提及。
已过中年的利玛窦此时正无比希望能合法地长留中国，他两易其稿，尽量迎合“纳贡假想”：把中国移到地图的中心偏西北，并把世界地名用中国人熟知的字词翻译出。利氏将地图复制了上百份，转赠给各级官员。这些努力最终让他获得圣旨进京定居。
万历皇帝并没有就地图留下更多的评价，在1608年，他下令照样复制了12份。但在朝野内外，利玛窦遭到猛烈的批评。(注：也有材料认为万历皇帝第一次看到《坤舆万国全图》是在1608年，1601年看到的是其草成的前身。)
以进士魏浚为代表的一批人说这是“蛊惑民众”，他最难以理解的是，地图让中国偏离了“世界中心”。魏的观点也被作为“主流评价”纳入了后代官修的《明史》。
另一种奇特的反驳声则说利玛窦伪造了“大洋”，以掩盖西方对中原的军事威胁。其中一些人认为西方紧邻福建或广东。
某种程度上，这种“荒谬的警惕”都实在太少。
二、枪炮启蒙的“世界”
239年后，“真的世界”来了。
在《坤舆万国全图》的西北角，利玛窦曾亲自将一座大岛译作“谙厄利亚”，并加注称“谙厄利亚无毒蛇等虫，虽别处携去者，到其地，即无毒性”。
1840年，这个地方变译成“英吉利”，如洪水猛兽般逼到了清王朝的门户。大部分清军将领对战争的对手仍毫无所知，广州城中竟出现了“以粪镇鬼”的战法。
这是一段“错位”的历史。利玛窦以降，中国的地图愈发精致，但对世界的知晓却依旧寥寥。对华夏文明来说，这种“错位”让她饱尝辛酸，并最终从“一统天下”变为“一个国家”。
从清康熙开始，传教士引入的经纬网、投影等手段就已用于中国地图的编制。其中最著名的《皇舆全览图》成品于康熙56年(1717年)，这幅地图测绘的详细程度超出欧洲水平100年。
铸就帝国历经了几代人征战，扩张而成的政权因战争指挥的需要和对幅员变迁的亲历，对地图更加青睐。“千古一帝”在大小亲征中，总要带上“测绘人员”。耗时10年，晚年的康熙最终看到了家族的战果。
“可惜的是，这幅地图及之后雍正乾隆时的增补在中国只能在皇室内传阅，老百姓和普通文化人是看不到的。”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说。但这幅地图在欧洲却流传甚广，甚至流入市面，让很多欧洲商人对这块大陆的了解远超过中国民间。
与之同时代的“世界”地图，是康熙宠信的南怀仁作于1674年的世界地图《坤舆全图》，这位比利时传教士的笔下，两个平面球形拼成的世界里怪兽四布。
尽管绘制技术更加精确，但“中国的地图仍大都是内向型的”。根据余定国(Cordell Yee)在《世界地图学史》中的表述，中国的地图历来一种潜意识上对内部权力文化和行政管理的关注。
在国门被轰开后的第二年(1841)，被流放伊犁的“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撰写了《四洲志》。林的好友魏源受此鼓舞，两年后写出了《海国图志》，后续又有徐继畲的《瀛环志略》。
这三本书都载入了丰富的国外历史、地理插图。用魏源的话说，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则显现出这批先行者的“矛盾心态”。
官居福建总督的徐与欧洲人合作，编入了大量欧洲的地图，将中国“放回远东”，并盛赞西方地图资料的准确。他认为，西方人用航行游遍了大洋，他们的地图才是可靠的。但他又同时公开称，“所有事物源于中国”，并继续说夷人像“狗和羊”。在此后挽留帝国余曦的洋务运动中，朝廷设立了专门引进的西文历史地理材料的翻译局。
类似的“传播”影响了部分国人。其中一个叫梁启超的考生，在试后从京城经上海返乡途中，买了一本《瀛环志略》，这才知道世界有五大洲。
此后颇具代表意义的一张“地图”(实际是漫画)是1898年绘制的《时局图》：中国的国土上站满了飞禽猛兽。熊代表沙皇俄国，虎代表英国，肠代表德国，青蛙代表法国，鹰代表美国，太阳代表日本。(注：肠是否代表德国在学界有争议。)
1903年，光绪皇帝按未被瓜分的疆域出版了《皇朝壹统图》。同年，一个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的革命帮会自行付印了一款名为《中华民国直省舆地图》，其中只画入了汉人常居的18个省。从这个名叫“兴中会”的组织中，走出了孙中山和民族主义的中国革命。
阿诺德·汤因比的妙语或在此恰如其分：“没有挑战，就不会产生一个文明创造性的火花”。
三、国家话语的“世界”
近60年，地图仍偶尔在国家话语里闪烁其词。
西方地图学和它所在的科学体系逐渐扎根，经历过引入内陆的世界性战争和数次国际体系变更，中国也已逐渐认清了自身的地缘特质和世界的概貌。
“共和国”伊始，地图也被纳入了高亢的革命号角。隶属官方的中国地图出版社在1958年出版的16开本《世界地图集》的前言中，开篇即写“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更加强大了”，结尾是“整个世界的形势已经是东风压倒西风”。
这份地图册以苏联的世界地图集为参考，“社会主义阵营”、“第三世界”基本被列在前面，且分区地图较为详细。“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也大多被涂上暖色调。
这款图集是中国地图出版社最有历史的产品之一，至今共出过4个版本，其后分别于1972年，1990年和2004年修订再版。除1972年因特殊原因未编写“前言”外，此后的版本褪去了政治色彩。
现在，出版社的主要任务是做细分市场的开发和电子产品。“市场是现在最重要的因素”，该社副总编辑范毅说。
一直不变的是从利玛窦传下的“中国位置”，在中国出版的世界地图只有这一种。随着全球一体的“神话”引人入胜，定型的地图规制受到质疑。
2000年，一位叫郝晓光的研究员重提将“中国放回远东”，因为“过去利马窦的图是为了迎合中国官员自大的心理”。
郝的建议并未被官方采纳，他在随后几年做了一套“系统世界地图”，从东南西北四个半球的角度分别绘制了世界地图，以表达“中国应该有更富变化的世界眼光”。
“许多反对者都是专业权威或主管部门负责人，但他们提出的反对意见却不是从地图和测绘本身出发，这就相当耐人寻味。”葛剑雄在为这本书作序时写道。
新中国的地图变迁，更多体现在国土边界的调整上。
“古代中国并不具备世界性的地缘概念，而是把整个世界都纳入到假想的朝贡体系中。中国也没有太浓重的边界概念，多数对外战争都不是为了扩大疆土。”复旦大学教授沈丁立说。在领土争端中，“传统的和谐理念和现代地缘的平衡手段有所统一”，沈丁立说。
1950年代发生的一些争端让边界问题再次进入外交日程。1960年的《中缅边界条约》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邻国缔结的第一份边界条约。
1960年代，以中缅边界协议为范本，中尼(泊尔)、中巴(基斯坦)、中蒙、中阿(富汗)等边界协议也相继顺利签订，中朝边界也在这一时期划定。
此后，由于一些边界冲突以及国内问题，中苏(俄)、中印、中越的边界问题存留至新的世纪。如今，中俄、中印边界已基本勘定，中印之间虽然受内外因素影响，但双方的谈判框架已基本稳定。“南海区域虽然近期新闻增多，但以合作方式解决仍是主流。”沈丁立说。
中国重新回到世界重要力量行列已成事实，“未来主要的焦点应该在内部的体制改革。”沈丁立说。
目前通行的世界地图
目前国际上通行的世界地图有两种，一种是以大西洋上的经线为分割线的太平洋格局的世界地图，也可称为“太平洋版世界地图”，它完整表达环太平洋地区的地理关系，将大西洋分割在图幅两边；另一种是以太平洋上的经线为分割线的大西洋格局的世界地图，也可称为“大西洋版世界地图”，它完整表达环大西洋地区的地理关系，将太平洋分割在图幅两边。
这两种版本的世界地图之所以成为世界通行版本，就在于它们遵循了编制世界地图的两个重要原则，即不切割或少切割陆地的原则和采用整15°经纬线划分图面的原则。
世界地图的表示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选定中央经线，中央经线既是投影到地图上的中心线，也是投影的对称轴。世界地图上要表示整个球面的要素，相当于将球面沿一个方向切割后展开铺平。中央经线选定后，其相隔180°的对应面即切割线也相应选定了，这个切割线就是地图上的图幅边线，因此，选中央经线时，不能单纯考虑要表示的重要内容分布在中央经线附近，使其变形最小，还要兼顾考虑其对应的切割线要不切割或尽量少切割陆地，以避免大块陆地被分割在图幅两边而影响阅读效果和图面的整体美。
“太平洋版世界地图”常以西经30°经线为切割线；“大西洋版世界地图”常以180°经线为切割线，当然，若以西经170°经线为切割线，则该图上的陆地可完全不切割，这样虽满足了编制世界地图的第一个原则，但表达时区时又会出现困难，因为世界时区是按照15°经线划分的。
纵观世界地理分布，毫无疑问，国际上通行的“太平洋版世界地图”和“大西洋版世界地图”，它们分别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的切割线，堪称黄金分割线。这也是它们能够通行的关键所在。
通行代表着一种流行的趋势、一种相对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对于地球本身的客观描述而言，地图的表示不仅取决于人们对地球的认识程度，还取决于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当今的世界地图的表现形式各种各样，常用的地图投影就有二三十种。各国绘制世界地图时，在力求准确的基础上也尽可能使自己的国家处于比较突出的、易于充分直观本国地理环境的中心位置上，以方便使用，充分体现了“以我为主”、“以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中国现行的世界地图就是国际上通行的“太平洋版世界地图”模式，它以东经150°为中央经线、以西经30°为左边经线和右边经线，完整表达环太平洋地区的地理关系，加入了更多技术上的考虑。实际上，若选择东经105°为中央经线，则中国的位置更为居中，但那样的话，美洲大陆就被分割在地图的两边，为保持世界各大洲的完整，因此较好、合理地选择了目前这种中国偏左、日本偏中的图面配置。
万历29年冬(1601年1月)，对中国皇帝朱翊钧而言，这是最后的平静。
例行的进贡还是在继续，万千奢华中，一张《坤舆万国全图》让人称奇。皇帝把地图当成了奇玩，当即下旨以丝帛重绣，装裱在6扇屏风上收藏。献出这件礼物的人是意大利天主教神父利玛窦。
历史总是别有意味，万历皇帝目睹世界地图的第2个月，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第一次驶向了印度。历经数百年“大航海探险”，欧陆文明已熟识世界，大规模的商业扩张正在提速。
在这幅长12英尺，宽6英尺，设有经纬线的地图中，中国被投影在太平洋的西北面，靠近世界的中心——这个布置就花了利玛窦10数年之功。
利玛窦历尽漂泊在1583年到达广东肇庆时，所携的地图均是欧洲标准的奥特留斯(Abraham Ortelius)投影版本，中国和东亚在其中位居“远东”。这份地图上，除了澳洲尚未标出，其他雏形均与现代地图类似。
为了在中国站稳脚跟，伪称“天竺客”的利玛窦频频向中国南方的官员贡送地图、西洋钟等物件。一位名叫李之藻的“学者型”官员因此和利玛窦结交甚笃，并逐渐成为利氏向上攀附的贵人。
李最早看到世界地图时，惊呆之余给利玛窦提了个建议：把中国移到图中心。
这无疑更符合时情。中国大多数官僚的“世界印象”源于西晋的裴秀和唐朝的贾耽，两人相继编画的“华夷图”是其后自制“世界地图”的蓝本。
在宋代存留下的华夷图墨线拓本中，占地图90%的空间是长城以南中国的国土，世界其他夷族国家则以文字形式嵌在四个边的空白处。主要国家的名字和注解源于奇谈怪异的《山海经》。能与历史事实对榫的，多是一些中国的番邦贡国。
此后，尽管明朝宦官郑和曾七下西洋，但传回的“地图”只是一幅记录航线周边的地貌的长卷，并不足以拼成有方位感的海陆概貌，也没能刺激王朝对海洋的好奇。
郑和以后，国家的大门逐渐关闭，把中国看做世界中心的意念更加坚定。“中国的世界地图背后是一个庞大的纳贡体系。”美国莱斯大学历史系教授Richard Smith在其中总结道。这一结论在李约瑟、费正清等人的研究中亦有所提及。
已过中年的利玛窦此时正无比希望能合法地长留中国，他两易其稿，尽量迎合“纳贡假想”：把中国移到地图的中心偏西北，并把世界地名用中国人熟知的字词翻译出。利氏将地图复制了上百份，转赠给各级官员。这些努力最终让他获得圣旨进京定居。
万历皇帝并没有就地图留下更多的评价，在1608年，他下令照样复制了12份。但在朝野内外，利玛窦遭到猛烈的批评。(注：也有材料认为万历皇帝第一次看到《坤舆万国全图》是在1608年，1601年看到的是其草成的前身。)
以进士魏浚为代表的一批人说这是“蛊惑民众”，他最难以理解的是，地图让中国偏离了“世界中心”。魏的观点也被作为“主流评价”纳入了后代官修的《明史》。
另一种奇特的反驳声则说利玛窦伪造了“大洋”，以掩盖西方对中原的军事威胁。其中一些人认为西方紧邻福建或广东。
某种程度上，这种“荒谬的警惕”都实在太少。
二、枪炮启蒙的“世界”
239年后，“真的世界”来了。
在《坤舆万国全图》的西北角，利玛窦曾亲自将一座大岛译作“谙厄利亚”，并加注称“谙厄利亚无毒蛇等虫，虽别处携去者，到其地，即无毒性”。
1840年，这个地方变译成“英吉利”，如洪水猛兽般逼到了清王朝的门户。大部分清军将领对战争的对手仍毫无所知，广州城中竟出现了“以粪镇鬼”的战法。
这是一段“错位”的历史。利玛窦以降，中国的地图愈发精致，但对世界的知晓却依旧寥寥。对华夏文明来说，这种“错位”让她饱尝辛酸，并最终从“一统天下”变为“一个国家”。
从清康熙开始，传教士引入的经纬网、投影等手段就已用于中国地图的编制。其中最著名的《皇舆全览图》成品于康熙56年(1717年)，这幅地图测绘的详细程度超出欧洲水平100年。
铸就帝国历经了几代人征战，扩张而成的政权因战争指挥的需要和对幅员变迁的亲历，对地图更加青睐。“千古一帝”在大小亲征中，总要带上“测绘人员”。耗时10年，晚年的康熙最终看到了家族的战果。
“可惜的是，这幅地图及之后雍正乾隆时的增补在中国只能在皇室内传阅，老百姓和普通文化人是看不到的。”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说。但这幅地图在欧洲却流传甚广，甚至流入市面，让很多欧洲商人对这块大陆的了解远超过中国民间。
与之同时代的“世界”地图，是康熙宠信的南怀仁作于1674年的世界地图《坤舆全图》，这位比利时传教士的笔下，两个平面球形拼成的世界里怪兽四布。
尽管绘制技术更加精确，但“中国的地图仍大都是内向型的”。根据余定国(Cordell Yee)在《世界地图学史》中的表述，中国的地图历来一种潜意识上对内部权力文化和行政管理的关注。
在国门被轰开后的第二年(1841)，被流放伊犁的“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撰写了《四洲志》。林的好友魏源受此鼓舞，两年后写出了《海国图志》，后续又有徐继畲的《瀛环志略》。
这三本书都载入了丰富的国外历史、地理插图。用魏源的话说，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则显现出这批先行者的“矛盾心态”。
官居福建总督的徐与欧洲人合作，编入了大量欧洲的地图，将中国“放回远东”，并盛赞西方地图资料的准确。他认为，西方人用航行游遍了大洋，他们的地图才是可靠的。但他又同时公开称，“所有事物源于中国”，并继续说夷人像“狗和羊”。在此后挽留帝国余曦的洋务运动中，朝廷设立了专门引进的西文历史地理材料的翻译局。
类似的“传播”影响了部分国人。其中一个叫梁启超的考生，在试后从京城经上海返乡途中，买了一本《瀛环志略》，这才知道世界有五大洲。
此后颇具代表意义的一张“地图”(实际是漫画)是1898年绘制的《时局图》：中国的国土上站满了飞禽猛兽。熊代表沙皇俄国，虎代表英国，肠代表德国，青蛙代表法国，鹰代表美国，太阳代表日本。(注：肠是否代表德国在学界有争议。)
1903年，光绪皇帝按未被瓜分的疆域出版了《皇朝壹统图》。同年，一个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的革命帮会自行付印了一款名为《中华民国直省舆地图》，其中只画入了汉人常居的18个省。从这个名叫“兴中会”的组织中，走出了孙中山和民族主义的中国革命。
阿诺德·汤因比的妙语或在此恰如其分：“没有挑战，就不会产生一个文明创造性的火花”。
三、国家话语的“世界”
近60年，地图仍偶尔在国家话语里闪烁其词。
西方地图学和它所在的科学体系逐渐扎根，经历过引入内陆的世界性战争和数次国际体系变更，中国也已逐渐认清了自身的地缘特质和世界的概貌。
“共和国”伊始，地图也被纳入了高亢的革命号角。隶属官方的中国地图出版社在1958年出版的16开本《世界地图集》的前言中，开篇即写“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更加强大了”，结尾是“整个世界的形势已经是东风压倒西风”。
这份地图册以苏联的世界地图集为参考，“社会主义阵营”、“第三世界”基本被列在前面，且分区地图较为详细。“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也大多被涂上暖色调。
这款图集是中国地图出版社最有历史的产品之一，至今共出过4个版本，其后分别于1972年，1990年和2004年修订再版。除1972年因特殊原因未编写“前言”外，此后的版本褪去了政治色彩。
现在，出版社的主要任务是做细分市场的开发和电子产品。“市场是现在最重要的因素”，该社副总编辑范毅说。
一直不变的是从利玛窦传下的“中国位置”，在中国出版的世界地图只有这一种。随着全球一体的“神话”引人入胜，定型的地图规制受到质疑。
2000年，一位叫郝晓光的研究员重提将“中国放回远东”，因为“过去利马窦的图是为了迎合中国官员自大的心理”。
郝的建议并未被官方采纳，他在随后几年做了一套“系统世界地图”，从东南西北四个半球的角度分别绘制了世界地图，以表达“中国应该有更富变化的世界眼光”。
“许多反对者都是专业权威或主管部门负责人，但他们提出的反对意见却不是从地图和测绘本身出发，这就相当耐人寻味。”葛剑雄在为这本书作序时写道。
新中国的地图变迁，更多体现在国土边界的调整上。
“古代中国并不具备世界性的地缘概念，而是把整个世界都纳入到假想的朝贡体系中。中国也没有太浓重的边界概念，多数对外战争都不是为了扩大疆土。”复旦大学教授沈丁立说。在领土争端中，“传统的和谐理念和现代地缘的平衡手段有所统一”，沈丁立说。
1950年代发生的一些争端让边界问题再次进入外交日程。1960年的《中缅边界条约》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邻国缔结的第一份边界条约。
1960年代，以中缅边界协议为范本，中尼(泊尔)、中巴(基斯坦)、中蒙、中阿(富汗)等边界协议也相继顺利签订，中朝边界也在这一时期划定。
此后，由于一些边界冲突以及国内问题，中苏(俄)、中印、中越的边界问题存留至新的世纪。如今，中俄、中印边界已基本勘定，中印之间虽然受内外因素影响，但双方的谈判框架已基本稳定。“南海区域虽然近期新闻增多，但以合作方式解决仍是主流。”沈丁立说。
中国重新回到世界重要力量行列已成事实，“未来主要的焦点应该在内部的体制改革。”沈丁立说。
目前通行的世界地图
目前国际上通行的世界地图有两种，一种是以大西洋上的经线为分割线的太平洋格局的世界地图，也可称为“太平洋版世界地图”，它完整表达环太平洋地区的地理关系，将大西洋分割在图幅两边；另一种是以太平洋上的经线为分割线的大西洋格局的世界地图，也可称为“大西洋版世界地图”，它完整表达环大西洋地区的地理关系，将太平洋分割在图幅两边。
这两种版本的世界地图之所以成为世界通行版本，就在于它们遵循了编制世界地图的两个重要原则，即不切割或少切割陆地的原则和采用整15°经纬线划分图面的原则。
世界地图的表示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选定中央经线，中央经线既是投影到地图上的中心线，也是投影的对称轴。世界地图上要表示整个球面的要素，相当于将球面沿一个方向切割后展开铺平。中央经线选定后，其相隔180°的对应面即切割线也相应选定了，这个切割线就是地图上的图幅边线，因此，选中央经线时，不能单纯考虑要表示的重要内容分布在中央经线附近，使其变形最小，还要兼顾考虑其对应的切割线要不切割或尽量少切割陆地，以避免大块陆地被分割在图幅两边而影响阅读效果和图面的整体美。
“太平洋版世界地图”常以西经30°经线为切割线；“大西洋版世界地图”常以180°经线为切割线，当然，若以西经170°经线为切割线，则该图上的陆地可完全不切割，这样虽满足了编制世界地图的第一个原则，但表达时区时又会出现困难，因为世界时区是按照15°经线划分的。
纵观世界地理分布，毫无疑问，国际上通行的“太平洋版世界地图”和“大西洋版世界地图”，它们分别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的切割线，堪称黄金分割线。这也是它们能够通行的关键所在。
通行代表着一种流行的趋势、一种相对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对于地球本身的客观描述而言，地图的表示不仅取决于人们对地球的认识程度，还取决于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当今的世界地图的表现形式各种各样，常用的地图投影就有二三十种。各国绘制世界地图时，在力求准确的基础上也尽可能使自己的国家处于比较突出的、易于充分直观本国地理环境的中心位置上，以方便使用，充分体现了“以我为主”、“以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中国现行的世界地图就是国际上通行的“太平洋版世界地图”模式，它以东经150°为中央经线、以西经30°为左边经线和右边经线，完整表达环太平洋地区的地理关系，加入了更多技术上的考虑。实际上，若选择东经105°为中央经线，则中国的位置更为居中，但那样的话，美洲大陆就被分割在地图的两边，为保持世界各大洲的完整，因此较好、合理地选择了目前这种中国偏左、日本偏中的图面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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